学术论文
1.易卓：《统合悖论：行政权集中化配置下县域政府统合治理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摘要：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内在组成。近年来，随着资源下乡、监督下沉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国家试图通过纵向调整行政控制权的分配结构，自上而下地设定治理目标和治理过程以规制基层治理体系。在上级对治理目标的高度关注与强激励之下，县域政府横向整合行政资源与权力配置的统合治理意志不断强化，期望能够突破科层体制的层级治理以取得直接治理的效果。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心工作在县域范围内展开，县域政府不得不持续设立各类议事协调机构来应对多重复杂的治理任务，这些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相互嵌套，呈现出再科层化趋势，县域政府的统合意志与领导注意力反而被进一步消耗和分散，实质上弱化了其统合治理的自主能力。因此，随着基层启动多中心工作模式，县域政府逐渐陷入愈是在横向依赖政治动员、集中治理资源和强化统合力度，愈是在纵向产生注意力泛化、激励失灵和治理悬浮的统合悖论困境。在央地关系调整下，超越统合悖论的关键在于重塑常规工作体制，并回归县域治理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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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仇叶：《竞争性科层结构与基层治理创新异化——兼论竞争性激励的治理限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摘要：基层政府的创新行为不仅是政绩竞争的产物，也与科层结构所处的整体激励环境有关。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为了强化各项任务的推进力度，竞争性激励机制被广泛引入科层体制，意外地塑造出一种独特的竞争性科层结构，纵向部门间的强竞争关系与横向政府间的多线竞争构成了这一结构的核心特征。这导致县乡两级政府都面临着较强的绩效竞争压力，并在条块关系的互动中进一步强化，迫使它们不得不持续提高竞争强度，最终将创新这一高线任务作为应对竞争拉平效应的主要策略。然而，过强的竞争激励并不契合创新规律，反而会不断吸纳基层稀缺的治理资源，从而引发“伪创新”泛滥与基层治理重心偏移。竞争性科层结构构成了当前理解政府行为的重要激励模型，也为反思强激励的治理限度提供了可能。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释放激励强度将更有利于提高治理绩效，建立合理的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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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翠玲：《再造“附近”：邻里商铺与城市“地方”重构》，《新视野》2025年第1期。
摘要：“附近”消失是“地方”衰落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由此引发的社会、道德和心理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作为社区生活基础设施之一，邻里商铺兼具经济性和社会性，对于“地方”的生产具有重要价值，在人情味、地方时空、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邻里商铺的地方建构能力受到国家、市场、消费文化等因素影响，不同类型的商铺生产的地方感也迥然不同。对于城市治理而言，要想通过邻里商铺重新建构“附近”，就需要适当遏制资本主导的“士绅化”城市改造，保护平民和小商业者的城市权利，在维护城市社会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将不同类型的邻里商户培育为具有现代公共意识的地方主体，重建秩序、认同和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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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卓、崔盼盼：《村级基层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转型与治理有效——基于“一肩挑”政策实践的区域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5年第1期。
摘要：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是关联国家权力下乡与基层治理有效的结点，它的制度选择具有重要的政治与治理意义。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总体形势发生变化，以基层组织建设为核心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集中表现为村“两委”负责人“一肩挑”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全面实施，推动了村级组织从主体自治向复合科层结构的制度化转型。基于不同区域在发展阶段与治理任务上的客观差异，文章对“一肩挑”政策在东部与中西部村庄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比较，发现复合科层化村级组织有效契合了东部村庄的公共事务结构，积极承接了国家权力下乡，村级治理能力提升；而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与村庄社会基础及治理事务的系统性脱嵌，引发治理体制空转风险。研究表明，村级组织建设制度化转型需要与治理事务的具体属性和需求相匹配，才能整体提高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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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书润民：《返乡小镇青年社会化的“脱栓”困境及其生成路径》，《理论月刊》2025年第1期。
摘要：返乡小镇青年进则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实现扩大化的家庭再生产，退则不甘于在乡土社会重复简单的家庭再生产，同时呈现出自我中心、社交收缩、婚姻“脆化”、身份失焦、价值规范内化不足等社会化困境。其根源在于返乡小镇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持续地被分隔在各个社会子系统内部，并始终与家庭、学校、地方社会、同辈群体等主要社会化结构缺乏深度交互，使得他们生命体验单调、社会支持缺如、主体性受抑制与社会化不充分。于是，返乡小镇青年与曾经连接城乡社会经济体系的农民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脱栓”，是他们在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境，而走出“脱栓”依赖于社会关联的重建与再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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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向振：《现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与实践民俗学的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25年第1期。
摘要：日常生活是民俗和传统文化的寓所。日常生活转向，为民俗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其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问题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更新。借助日常生活转向，无论是将民俗作为对象，还是将其作为方法，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都得到了相应的拓展。在此过程中，实践民俗学不仅是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提供了落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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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简安琪、王晶：《“交不起”还是“不想交”?——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参与研究》，《青年研究》2025年第1期。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三期数据和访谈资料，分析了影响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险参与的因素。研究发现，工资收入和社会信任是影响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险参与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工资收入对中低收入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参与具有约束作用，而社会信任则显著促进了高收入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参与。这表明，中低收入灵活就业者面临“交不起”的困境，而高收入灵活就业者则可能因对社会保险制度缺乏信任出现“不想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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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盼：《“内生化供给”:农村养老公共品有效供给的路径研究》，《人口与社会》2025年第1期。
摘要：探索农村养老公共品有效供给路径是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建设普惠性养老体系的重要内容。国家提供的福利支持与村庄社会的实际需求不能精准匹配，大量农村养老服务项目陷入低效能困境。以Y市老年食堂为例，调研发现，在政府统筹的制度框架下，“内生化供给”实现了养老公共品供给的有效运行。通过责任激活机制、供需匹配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监督内化机制，村集体实现了外部资源供给与内生治理的协同，将养老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经营成本内部化，有效提升了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效益和社会治理效益。“内生化供给”是基于国家养老资源下乡背景下的公共品供给路径创新，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公共品供给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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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凤：《双系代际合力：农民家庭转型的策略调适》，《江汉学术》2025年第1期。
摘要：学界对双系代际合力成因的解释缺乏家庭本位视角。从家庭策略视角出发，以家庭资源、家庭结构、家庭目标为分析维度，分析作为家庭策略的双系代际合力如何应对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目标，进而推动家庭转型。研究发现，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目标已嵌入子代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因此分别提出了婚恋阶段进城买房、婚后阶段在城镇稳定生活、抚育阶段参与教育竞争的阶段性目标，进而向子代提出了家庭资源积累、家庭关系调适、家庭目标调整的要求。仅依靠子代家庭难以完成这一目标，此时男女双方父代通过双系资源整合加速子代进城买房，双系结构调适以保卫子代家庭稳定，双系目标锁定以帮助子代家庭通过教育竞争实现阶层跃升。双系代际合力形塑出以父代伦理型人生任务为动力、子代家庭再生产为目标的双系大家庭，突破了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进化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假说，但同时也带来老人危机、子代自主性减弱、家庭资源透支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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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德福：《党建引领业主自治的实现路径》，《住宅与房地产》2025年第1期。
摘要：党建引领是中国式社区治理最显著的特征，“红色业委会”建设也已成为各地推动党建引领业主自治事业发展的最重要举措。把群众组织起来是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党建引领业主自治，就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政党把住宅小区这一新型社会单元的群众组织起来，管理好身边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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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贺雪峰：《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沃土中长出理论——华中乡土派的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摘要：最近20多年来，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坚持田野调研，做从土地中长出理论的学问，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大量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于强调小循环的对话式研究，而在对话式的研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变成支离破碎的经验片段，中国经验的完整性无法呈现，社会科学研究既无法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需要解答的问题，又无法从中国实践中形成一般化的理论。要改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必须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立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出问题并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只有真正扎根田野，通过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研究者经验质感，具备在研究中的想事能力，从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吸取理论营养，才能真正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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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任亮亮、贺雪峰：《迈向村社养老：农村老龄化问题应对模式比较与优化路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正面临“未富先老”的重大挑战。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城镇化发展，家庭养老功能有所弱化，农村老年人养老呈现出社会化和市场化两大趋势。如何妥善处理乡村养老问题成为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多地调研发现，实践中存在的养老模式包括个体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国家主导型。从资源-成本-风险角度来看，以浙东为代表的部分地区通过行政引导和集体统筹，探索出在地化、低成本和可持续的集体主导型养老模式，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多重效益积累。启发学界研究者和相关部门应该明确农村养老事业的基本定位为迈向均衡化的村社养老，其可行路径是村庄、家庭、机构与群众多元主体的参与，村庄资源、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的整合嵌入以及行政保障、组织形成与监督引入等制度供给，这也为农村地区的养老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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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吕德文、任知言：《孙代中心型家庭的形成与实践机制——以陪读家庭为中心的讨论》，《甘肃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摘要：基于三代家庭结构及下行式家庭主义理论，构建孙代中心型家庭的分析框架，探讨当前农村家庭对子代教育资源倾斜的形成机制。在此过程中，农村家庭阶层向上通道变窄与城乡教育差异扩大，是孙代中心型家庭策略形成的外在驱动；对教育方式的理性抉择及家庭情感价值的寄托，为其内在驱动。通过内部资源、伦理与情感的深度整合，农村家庭强化了对孙代教育的投入，促进了孙代中心型家庭的形成。这种策略隐藏着农村家庭在资源、情感与伦理分配方面的潜在风险，须进一步探讨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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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璐：《动员式组织：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化路径——基于河南省互助养老“戴畈模式”的案例分析》，《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摘要：当前有一种普遍的共识，就是地方治理资源应该下沉到基层，具体就是将县级的编制、人员甚至执法权都向乡镇下沉，从而解决乡村治理资源紧张的困境。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资源不足只是表象，根本问题是上级部门条线基于部门利益，向乡镇和村下达了过多任务，进行了过多检查问责，导致乡村两级不得不将主要治理资源用于应对上级任务，而无暇解决基层治理中农民群众真正关心的切身利益，并因此形成基层治理中的“悬浮型内卷”。应对当前基层治理困境的办法是限制部门条线权力在基层无序扩张，消极行政，将乡村干部解放出来，眼光向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干事创业，以实现基层治理有效。全文链接：见知网
15.周新成：《一家三制：教育驱动的农民家庭分工新形态》，《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摘要：基于全国多点调研发现，近年来，在广大中西部县域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现象越来越普遍化，农民家庭分工模式正从“一家两制”向“一家三制”转变。“一家三制”新形态下，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的时间节点、动因及效果存在类型化差异，年轻父亲更加成为家庭经济支柱，常年外出务工，中老年祖辈大多要为子代家庭提供资源支持。“一家三制”的生成受教育竞争、青少年社会化路径重构等结构性压力的驱动，受具有去阶层分化功能的基础教育体制、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与市场—社会二元体制的制度性保障，新家庭主义伦理与“家长主义”教育责任伦理为农民家庭围绕子女教育形成高度的家庭整合提供了价值基础。“一家三制”凸显了农民家庭的发展韧性，也导致农民家庭面临的结构性压力过大，家庭脆弱性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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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天元、晏静露：《智能变革中的不安：青年群体AI焦虑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中国青年研究》2025年第2期。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正日益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个体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技术发展和应用不确定性的担忧。现有研究较少关注青年群体的AI焦虑及其形成机制和潜在影响。通过质性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AI焦虑类型多样，主要包括“机器换人”焦虑、学业/工作焦虑、伦理违背焦虑以及透明性不足焦虑。AI素养、心理韧性、感知的技术威胁和信息过载，共同塑造了青年群体的AI焦虑。AI焦虑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具有双重性，部分青年积极接纳新技术，充分利用AI技术的辅助作用，提升自我价值和效能感；而另一部分青年则因过度的AI焦虑产生心理压力，进而出现自我损耗、技术厌恶和排斥问题。缓解AI焦虑需要青年个体、技术企业和政府的协同努力，尤其是政府应发挥“守门员”作用，警惕AI技术发展可能对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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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波：《集体经济发展与内生型农村公共品供给》，《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摘要：在国家大力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壮大社区公共财力从而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内生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大致经历了“制度外”的自上而下供给模式、“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供给模式和“制度内”自上而下的项目制供给模式，当前我国正出现的是一种“由发展集体经济驱动的、村社主导”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作为项目制的有益补充，这一模式的实践逻辑在于，村社集体通过平台式经营将国家资源转化为村社公共财力，再通过分配型民主激活村庄自治，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区别于资源下乡下“国家-农户”长循环的公共品供给模式，以资源内生为特征的集体经济模式是一种“村社-农户”短循环的供给模式。它通过增强集体的统筹能力、推动农民再组织化，产生了一种“内生性的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从而将资源使用与村庄民主相结合，实现了供给有效和治理有效双重目标。当前，该模式效能的发挥受到集体经济发育不足、资源分配制度建设滞后的影响。对其进行优化，必须增强村社集体统筹集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完善资源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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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纪芳：《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民自治实践与基层民主发展》，《求实》2025年第2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与不同地区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紧密相关。当前,我国村民自治实践呈现行政主导的控制型自治、私人主导的失控型自治、规则主导的均衡型自治等3种类型,分别形塑出程序性民主、工具性民主、协商性民主等不同的基层民主形态。从村庄层面看,农村基层民主非均衡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村级权力配置模式及其运行规则的差异,村级权力向行政力量或私人力量集中化配置塑造出有名无实的形式化民主,而向村庄社会的民主化配置则有利于实质性民主的发展。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要充分把握基层民主的非均衡实践,加强村级权力民主化配置,以民主化与规范化协调发展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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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向振：《现代文明视野中的中国春节及其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2月8日。
摘要：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中国春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既有助于彰显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又有助于提升全球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有助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所凝结的中国式情感和民族精神。中国春节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绝佳例证。当我们将其纳入现代文明转型进程中予以考察时，不难发现，中国春节集中体现的独特的中国式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及其本身具有的与时俱进、兼容并包属性，既为其穿透数千年历史云层绵延至今提供了不竭动力，又使其有机会成为身处现代的人们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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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田雅馨：《梯次发展：乡镇政府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进路》，《中国农村观察》2025年第2期。
摘要：乡镇政府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既往研究从党建引领论、自主经营论和政策压力论角度探讨了行政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却无法回答究竟何种模式可以根据村庄的差异化发展情况使各村在行政逻辑引导下均实现一定的发展。本文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以成都市安仁镇上安片区的实践为分析对象，将乡镇政府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概括为“梯次发展”。研究表明，梯次发展遵循组织协同机制、能力识别机制和发展带动机制。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村两级共同的发展任务，统一乡镇、村两级公司化的运营模式，进而形成梯次发展的组织协同机制。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为激活村庄经营特质而统一输入组织资源，村庄发展则出现分化。乡镇政府根据村庄有无经营特质确立差异化发展目标，使发展目标能够匹配村庄差异化发展情况，进而形成能力识别机制。面对发展分化的村庄，乡镇政府优先发展具有经营特质的“强村”，再由“强村”带动缺乏经营特质的“弱村”，进而形成发展带动机制。在三大机制的运作下，乡镇政府首先协同“强村”实现“强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进而由“强村”协同“弱村”实现后者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适度发展。一种分发展阶段、分发展成效的梯次发展得以实现。通过呈现一种合理的行政推动发展模式，本文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如何确定乡镇政府的角色定位提供了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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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龙斧、段玲童：《家庭消费如何塑造社会阶层认知——基于CSS2015—2021的实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的转型，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在塑造个体社会阶层认知（当前阶层认同、过去阶层感知和未来阶层预期）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基于CSS2015—2021年数据，运用Ologit模型实证分析家庭消费对个体社会阶层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个体社会阶层认知；日常消费比例和边际消费比例越高的家庭，个体社会阶层认知水平越高；核心消费比例越高的家庭，个体社会阶层认知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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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贺雪峰：《正确把握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方向与着力点——基于对贵州省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思考》，《国家治理》2025年第4期。
摘要：“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一度影响了全国农村基层的实践，并被政策部门和理论界寄予很高期待。“三变”的核心是通过土地确权和土地入股，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益。从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实践来看，只有具有特殊区位和资源优势地区的农村，才有可能通过“三变”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益。农民致富的主战场是城市，因为城市具有远多于农村的市场获利机会。农村是农民万一进城失败的最后退路，是缺少进城机会农民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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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曹迪、慈勤英：《职业康复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25年第4期。
摘要：职业康复(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是一种采用职业训练和职业支持的服务方法, 核心目标是恢复心理社会功能与获得就业, 在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领域具有独特优势。职业康复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响体现在职业性与心理性两个方面, 也与个体特征、人际关系、福利政策等因素相关。目前针对职业康复有效性的理论解释存在争议。为进一步探明其作用机制, 本文基于复元(recovery)理念和精神障碍群体的疾病特征, 分别从认知复元、动机复元、行为复元层面, 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职业康复模型。该模型认为, 通过强化工作记忆、满足效能需求、提供就业支持等方式, 职业康复能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复元, 以实现社会融入目标。相较以往模型, 其优势体现在凸显再社会化作用、构建系统化机制、纳入心理后果以及对其他精神障碍人群研究的借鉴意义。未来研究应从职业康复的跨文化比较、完善测评工具、开发个性化训练方案等方面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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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伍麟,柴梦然：《基于APC模型：中国居民财产安全感的变迁研究》，《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24年第1期。
摘要：财产安全感属于社会心态基础层面的核心需要之一,构成个体开展社会活动的原初动力。本文基于我国CSS 2006～2017跨度十余年的四期调查数据,构建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对居民财产安全感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居民财产安全感在十余年内呈现单调上升趋势。2013年是一个上涨速度的拐点,一方面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经济法治建设的方针为财产安全提供了制度和理论保障;另一方面反映了伴随着反腐倡廉建设的不断深入,在心理层面增强了群众的财产安全感。基于年龄-时期-队列差异角度的分析表明,随年龄增长财产安全感呈现平缓上升状态,快速的社会变迁对于财产安全感形成与维持产生了较强的队列分化作用。其中,收入是主导城乡居民财产安全感队列差异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是解释财产安全感性别差异的核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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